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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罗科索夫斯基派人送来了他亲手写的劝降书，准确地说，是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
来送最后通牒的是罗科索夫斯基副官切尔尼亚科夫中校，他和索科夫握手后，开门见山地说：“索科夫上校，司令员同志派我给您送来了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派往敌人阵地的人员，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中校同志，前去敌人阵地劝降的人员，我已经安排好了。”索科夫礼貌地说：“请您把方面军司令员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交给我吧。”
切尔尼亚科夫中校从公文包里掏出两张纸，递给了索科夫，嘴里说道：“索科夫上校，我强烈建议您，立即把这份最后通牒抄录下来，并制成传单，采用各种方式投放到敌人的阵地，让更多的德军官兵看到，这样有利于瓦解他们的军心和士气。”
索科夫接过对方手里的纸一看，上面写的都是德文，不禁尴尬地说：“中校同志，这上面都是德文啊。”
“上面一张纸是德文，下面那张纸则是俄文。”切尔尼亚科夫向索科夫解释说：“德文的最后通牒，是给德军官兵看的；而俄文那份，则是给我们自己的指战员看的。”
索科夫移开上面的纸，看到下面一张果然写的是俄文。他见其他人也急于知道上面的内容，便大声地念了起来：“致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上将并副司令官：
德军第6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备兵团及其配属的加强部队从1942年11月23日起，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
......
......
你们的被围部队的形势是十分艰难的。他们忍受着饥饿、疾病和寒冷的折磨。俄罗斯的严冬已经降临，冰冷的严寒、刺骨的冷风和暴风雪就要来临，可你们的士兵还没有冬服，且又置身于有害健康的环境中。
作为司令官，您以及被围部队的军官们非常清楚：你们要突围已经不可能了，你们的处境也是不可救药的，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鉴于你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希望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1、以您和您的司令部为首的所有被围德军要停止抵抗。
2、您要有组织地将全体部队、武器、所有技术兵器和军用物资完好无损地交给我们。我们保障所有放弃抵抗的军官、军土和士兵们的生命安全，战后，可返回德国或按战俘本人愿望选择去向。保留受降部队全体人员的军服、符号、勋章、个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保留高级军官的冷兵器。全体投降军官、军士和土兵将很快得到正常饭食。所有伤病员和冻伤者将得到治疗。
若是您接到了这份最后通牒，请您派一名代表，于1943年1月9日莫斯科时间15时整，乘坐挂有白旗的轿车，沿康内会让站——斯特卢班站的公路将书面形式的答复送来。你们的代表将在564会让站东南0.5公里的地区，受到苏军代表的迎候。
倘若你们拒不投降，我们的红军和红军空军部队将被迫全歼被围德军，一切后果出你们承担，特此警告。”
后面的署名是：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炮兵上将沃罗诺夫，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
看到这份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后，索科夫随手递给了阿尼西莫夫，并对他说道：“政委同志，立即安排人手，把这份最后通牒，印刷成俄语和德语两种文字的传单，我们要通过可能的方式，瓦解敌人的军心和士气。”
阿尼西莫夫拿着最后通牒离开后，索科夫冲西多林点点头，说道：“参谋长同志，给帕普钦科中校打电话，让他把准备好的那些俘虏都放掉。”
一旁坐着的切尔尼亚科夫中校，等索科夫下达完命令后，好奇地问：“索科夫上校，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在此时释放德军俘虏？”
“原因很简单，让他们回去报讯。”索科夫深怕对方不理解，还特意解释说：“如果我们贸然派人过去劝降，派去的同志可能会遭到德国人枪击。如今释放一些德军俘虏，让他们回去通知他们的上级，说我们有人要过去谈判，这样就能避免敌人向谈判代表开枪的情况。”
“索科夫上校，您考虑得很周到。”切尔尼亚科夫点点头，赞许地说：“如此一来，德军就知道我们会派人去和他们谈判，看到我们的谈判代表出现在他们的阵地前时，就不会随便开枪射击了。”
虽说阿尼西莫夫很快就安排人手，印刷传单，但还是花费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成了传单的印制工作。就在他回来向索科夫复命时，罗科索夫斯基给索科夫打来的电话，对他说道：“索科夫上校，你的人派出去了吗？”
“还没有，方面军司令员同志。”索科夫听到是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的电话，连忙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们刚印刷完传单，恐怕还要等一会儿，才能派人前往德国人的阵地。”
“那你们需要加快一点速度了，”罗科索夫斯基在电话里说道：“我已经派出了两架携带有高音喇叭的侦察机，到敌人防区的上空广播我给保卢斯写的最后通牒。”
索科夫结束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通话后，从阿尼西莫夫的手里拿过了罗科索夫斯基亲手写的最后通牒，交给了站在旁边的古察科夫：“上尉同志，这是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亲手交到保卢斯的手里。”
“师长同志，请放心。”古察科夫挺直身体，向索科夫保证说：“我一定会圆满地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按照索科夫的想法，自己已经命人释放了一批德军俘虏，让他们回去让德军指挥部通风报信，然后再派古察科夫和恩斯特两人，乘坐打着白旗的吉普车，前往敌人阵地，一定会很顺利的。
谁知古察科夫他们出发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接到了别雷从阵地上打来的电话：“米沙，你派去德军阵地谈判的同志，似乎遇到了麻烦。”
“什么，遇到了麻烦？”索科夫听别雷这么说，顿时显得有些慌乱：“别雷上校，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不知道是那些释放的德军俘虏，没有把我们意思传达给他们的上级；还是敌人不想和我们谈判。”别雷在电话里说道：“古察科夫上尉所乘坐的汽车，从离开我们的阵地开始，就两次遭到了德军迫击炮的轰击。不过敌人似乎不想伤害他们，炮弹距离他们的汽车至少有五十米，恐怕是在警告他们不准靠近。”
“密切监视，”索科夫对着话筒说：“有什么最新的情报，立即向我报告。”
索科夫放下电话后，表情严肃地对切尔尼亚科夫说：“中校同志，德国人似乎并不想和我们谈判，他们向谈判代表乘坐的吉普车炮击，警告他们不准靠近。”
“索科夫上校，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吧。”对索科夫的这种说法，切尔尼亚科夫却有些不以为然：“也许敌人是以为我们准备向他们发起进攻，所以才用迫击炮进行试射吧。”
“不会的，我们放回去的那些俘虏，应该把我们的意图，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了。”索科夫回答说：“而且敌人炮弹落下的位置，距离吉普车还有很远的距离，应该只是警告，而不是想伤害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再等一会儿，就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几分钟，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打电话的人居然是古察科夫，他神情沮丧地报告说：“师长同志，对不起，我们的任务失败了。”
“失败了？”虽说索科夫早就意识到这次任务的成功率不高，但这么快就失败，他还是很难接受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我如今在第122团的团指挥所，别雷上校和团长帕普钦科中校都在我的身边。”古察科夫先汇报了自己的所在位置后，继续说道：“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刚离开第122团阵地，就遭到了德军迫击炮的炮击。当时我发现敌人的炮弹都落在离车很远的地方，猜到他们肯定只是警告我们，而没有伤害我们的目地，便让司机继续向前开。
当我们前进到距离德军阵地只有五十多米的地方，敌人用两挺**进行交叉射击，封锁吉普车前进的道路。当我们停车后，敌人也停止了射击，还有一名德军士兵用喇叭朝我们喊：俄国人请注意，俄国人请注意，我们的司令官不想和你们谈判，请你们立即离开。否则，我们就会对你们开火了。
我见再前进已经是不可能了，便下车把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放在一个树墩上。为了防止被风吹走，我还特意找了一个土块压在上面。临走前，我让恩斯特告诉对方，给他们司令官的信件，就放在树墩上，让他们待会儿过来取。然后，我们就乘车返回了第122团的阵地。”
“上尉同志。”切尔尼亚科夫中校接过索科夫手里的电话，板着脸问古察科夫：“敌人取走最后通牒了吗？”
“取走了，中校同志。”古察科夫听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声音，立即想起坐在师部的那位中校，连忙态度恭谨地回答说：“我亲眼看到两名德国兵从阵地里出来，到树墩那里取走了我放在那里的最后通牒。”
“干得不错，上尉同志。”切尔尼亚科夫中校听完古察科夫的回答，满意地说：“我会把你们勇敢的行为，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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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送出后，就犹如石沉大海，一点动静都没有。
19日下午，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给负责接待德军谈判代表的军官打电话，问道：“你们看到来谈判的德军代表了吗？”
军官回答说：“没有，参谋长同志。敌人的阵地上很安静，一点动静都没有。”
马利宁放下电话，向罗科索夫斯基报告说：“司令员同志，我已经问过负责接待德军谈判代表的军官了，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德军阵地上有任何动静。很显然，保卢斯并没有把您的最后通牒当成一回事。”
“参谋长同志，我已经说过了。”罗科索夫斯基挥了挥手，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敌人不投降，那我们就彻底地消灭他。立即通知各集团军司令员，‘指环行动’按时进行，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保卢斯明白，拒不投降，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明白，司令员同志。”马利宁笑着回答说：“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和被围困的德国人，来一个彻底的了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