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四章 难言之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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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也不能过多抱怨那些对他产生怀疑的人，亚历山大二世自己都明白，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弑君篡位那简直就是一件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远的不说，再往前推两代，当年的亚历山大一世，不就是策划了谋杀父亲保罗一世的政变，才成为的俄国新沙皇吗。

    再说说自己的父亲，那位已经步入天堂的尼古拉一世，当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之后，都传言说当年还只是尼古拉大公的自己的父亲，曾经一再向当然的沙皇继承者――王兄康斯坦丁大公宣誓效忠，可康斯坦丁却自己主动、自愿地放弃王位，从而又一代沙皇的皇冠就顺利落在了自己父亲的头上，当然，也就有了自己现在。

    其实，对于这样的传说，亚历山大二世自己都不太相信，一贯残暴的父亲会那么低三下四地情愿给王兄打杂？指不定中间有着多少为人所不知的内幕哩。

    既然宫廷内部总是有着这种时时刻刻也许都会存在的危险，亚历山大二世就不能不为自己好好地打算打算了。

    宝座要想坐稳，就得“国富民强”，自从一接替先皇坐上金交椅的那一刻起，亚历山大二世就下定了这个决心。先皇尼古拉一世正是窥探到了国内落后的农奴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建设，试图以仅限于在不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的范围内，对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度加以变通。可惜此路不通，也正是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农奴制，转移由于国内的破败不堪而引起越来越多对沙皇充斥着不信任的人的视线，这才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

    痛定思痛，亚历山大二世深切地明白，一切都是万恶的农奴制惹得祸。看看这乌烟瘴气的国内，看看那些无恶不作的刁民，在过去的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总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农奴暴乱七百零九次，平均每年能达二十四次以上。尤其是今年，才过去刚刚半年啊，各地农奴的暴动居然烧起来七十余次。

    难怪他的警察局长在报告中惊恐地呼喊，“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难怪他那个颇有天分的军事大臣德米特里·米利乌汀两年来一再地提醒他，“农奴制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机动灵活的，而且能够迅速作战的军队的直接障碍。”更难怪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输得一干二净了。

    为了振兴这个已经步入暮年的俄国，在不得不接受与联军和平谈判的同时，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秘密着手策划农奴制的改革构想。首先，在宫廷这个圈子中，他得到了他的姑妈埃琳娜·帕夫洛芙娜公主的鼎立支持，并给予了巨大的勇气。

    埃琳娜·帕夫洛芙娜公主曾经向他透露，其实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一直就期望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从他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去成功地解放农奴。不仅如此，姑妈公主还深入到官僚、王公贵族及学者们之中，到处寻找支持他的力量。这样一来，除了来自政府要害部门的决策层的相当支持力量外，各种各样的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等等的有知识的精英们，也渐渐汇集成一股紧紧团结在他周围的强大力量，坚决支持农奴解放政策。

    于是，就在上个月，亚历山大二世亲手成立了“沙皇俄国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改革，同时向他的臣民们保证，上帝可以看到，生长在沙皇俄国的所有人将会充分享受到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

    说来也许有人不想相信，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这么果断地决定来一场这样的大变革，除去他在国内经过了一番准备和策划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因素。在作为他派出去的两只手、两只眼睛的普留申科将军和马尔雅诺夫来自中国的信息中，他知道在那里的太平天国政府也在从事着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工作，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认真而细致地研究了俩人的报告，从太平天国政府利用土地改革把一批又一批本分的农民，一下子改变成一个强大政府的掘墓人的演变中，他更加悟彻到了一个真理。

    不过，太平天国的那种政策，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生猛了，那整个是一种颠覆，是万万做不得的。当然，借鉴之处还是有的。于是，在他宏伟的改革构想中，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的自由；二是要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奴必须按照规定赎买将属于自己那一小块土地，转变成农民。至于赎金？赎金的数额至少得为原土地实际价格的两至三倍。鉴于负担太重，也许有人会承担不起，那干脆这样，农奴们支付一部分，其余由善良的沙皇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付，但是，农奴们必须要在五十年内连本带息还清。

    对于太平天国政府还在各地没有普及的农民互助制度，亚历山大二世也是极感兴趣。他决定，沙皇俄国的改革还要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将获得自由的农奴，也就是未来的农民，一起组织到“公社”中，公社的公职人员可以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服从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

    不能不说亚历山大的改革极富良苦用心。他清醒地明白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但是，连带土地解放农奴，让农奴无偿地获得他们一直所经营的土地，在这场不是革命而只是改革的过程中，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土地的产权本来为农奴主所有，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也只是想如何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二者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安定而已。

    亚历山大二世既然铁下心来要做沙皇俄国这场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要永垂千古，那么，他也就十分地清楚，现在，他不仅需要的是时间，还要有一个和平的外界环境。克里米亚丢了无所谓，在中国，以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暂时放弃呢？他矛盾，但知道只能如此。

    作为一个敢于冒险改革的“大政治家”，什么该丢，什么不该丢，他不会不明白。能保住《中俄瑷珲条约》，能保住在中国西北得到的便宜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手再伸长了，替那个已经基本上枯萎了的什么大清朝当看门狗，那咱沙俄帝国也太不值钱了。

    不管怎么说，既然改革，就得痛下决心，对内要狠，管他亲娘祖老子，谁敢螳臂挡车，就叫他死无葬身之处。对外，那可是必须得去装孙子，不然谁给你时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了就忍了吧，等到老子翻身了，咱们在来过试试！

    帝国也有帝国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