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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在里下河一带更是不发达，原本四处可见的绸缎铺、茶馆、酒楼，工艺漆器、玉器、镂金器、镶嵌器、刺绣、檀类器物、香粉，以及铜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也纷纷关门，非但如此原本的盐行也大面积的缩水，早已不服昔日的辉煌，这其中固然有大运河淤积的原因，但你不可否认有我朝重农抑商的巨大因素在里面，一座城市的兴起，固然靠农业，但工商业也不可少，其所展现的作用不可预测！“
这一次三人无人着急说话，因为这一番言语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太大，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化，需得思索思索。
杨峥也没催促，今日这番言语的目的，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已，如今立场已定，接下来的细节问题，他用不着急，他相信商业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让他们看明白什么才是未来数百年里的王道。
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他算是彻底放开了，也不理会三人苦苦思索的表情，独自喝着茶汤。
眼看着一杯茶汤见了底，才听得况钟吐了口气，道：“看来大人是早有准备了，卑职虽不知大人为何一口咬定工商业能壮大大明，但有一点卑职十分的赞同，大明赋税单一的靠百姓，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大明疆土是不少，可百姓的人口也不断的增加，他们能得到的土地将会越来越少，所能承受的赋税也并不多，大明的赋税始终抵不过宋代，商业上压制固然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百姓的赋税难以保证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可恨的不少官员不知忧心朝廷，一味的从中作梗，使得本来不多的赋税变得更加少得可怜，堂堂大明一朝，一场天灾，一人**，偌大的户部竟来不出银子来赈灾，这足以说明，朝廷的赋税实实在在到了要改一改的地步！朝廷给商人提供保护，生意往来的便利，商人获取商业上带来的财富，朝廷则从他们财富之中收取相应的税收，增加户部的收入，也给百姓减轻了赋税的压力，算起来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这一点卑职还是明白的，所以大人想要做什么，卑职都会支持？“
“不管是你，我们也支持？“徐朗，高航大声道、
高航笑着道：“高某听着不太明白，不过我知道朝廷有了商业税，就不必碰上要银子的事情，就头疼，我们锦衣卫的俸禄也能发的及时些？”
众人听得一阵大笑，气氛登时变得欢快了许多。
徐朗身为杨峥的军师，一直为其出谋划策，苏州的这一切，无不是有他的影子，可以说杨峥能以一举平衡苏州的米价，挫败沈家他功不可没，此时见杨峥打定了主意，决定将藏于心头的担忧说出来，好让他做个准备。
趁着众人说笑的功夫，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稍作沉吟后便朗声道：“收取税收自古有之，宋初设商税务院征收商税，并颁布《商税则例》张榜于商税务、场门前，令来往客商依法纳税。征税环节，分过税和住税。凡行商行销货物，每千钱课税二十，叫过税；凡城市商人（坐商）销售货物，每千钱课税三十。元初，商税无定制，太宗时，始定诸路课税。我朝虽重农抑商，但与商业上，也收取商税，设税课司、局管理，全国有三百六十余处，只不过宋代、元代备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朝不受待见而已，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该知晓一二？“
杨峥暗暗点了点头，表示略知一二，从朱元璋登基，对于商业多有压制，但也有保护，如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这种商业税收在洪武一朝，几乎无人敢说什么，所以这个规矩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等朱棣登基后，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单靠农业上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编修《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从永乐开始朝廷开始加重了税收，但对民间的税收却是进一步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税收并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足见商业税的不完善，这一方面是朝廷对商业税的不重视，另一面也不是没有官员的诸多阻挠的缘故。
从永乐后期，勋贵早已不是tai祖与成祖两朝的军功赫赫，他们在日常朝堂上的权力也逐渐衰落，勋贵不再参与朝政，随着烽火的平息，除了两京以外，勋贵也不再出现在武将行列上，这导致武将多来自于中层武将世家或下级社会阶层。而随着盛世来临，开启了文臣掌权时代，文官逐渐把持朝廷的话语权，这些人多半是来自或是各大商扶持的代言人，他们与商业上采取了或多或少的保护，大大阻碍了朝廷征收商业税收的进程。
随着文官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维护商业正面上，他们以独特的力量维护商业在保持极低的税收，从中获取好处，为此他们不惜一切的力量进行阻扰，谁要想增加商业税，那就几乎等于割他们的肉一样，等于是逆天背理，他们似乎认为任何增加商业税的行为都会导致扼杀商业的严重后果。东林党人也好，非党林党人也好，在坚决抵制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朝廷有什么天灾**都是征收商业税所带来的祸端，凡是向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自私自利的小人，在言官的攻击下，他们被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不少人被骂成了“豭狗人枭”。放在道德的架子上下不来，久而久之少有人提起这事儿，而皇帝有时想要增加税收，必须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从朱元璋、朱棣后，大明很少有手段高明之主，难以驾驭文人的施加的压力，到最后多半没有顶住压力，不得不放弃从商业获取好处。
当然了，也不是没有人获得成功，如明朝后期的万历，他不与文官正面冲突，而是选择绕开文官系统，在文官之外利用自己的皇帝的天威达到征收商业税的目的，但天下商业太多，皇帝纵然有心，也忙不过来，而文官又信不过，所以这个时候太监便走了前台，但是使用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鬼哭狼嚎，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他们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这里随便引用一些话“今一货一人，税而又税。朘膏咋髓，一羊十皮，颐颐而来者，无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河间一府，地瘠民贫，税额两万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于是造成‘税繁则商困，商困则来者稀。必须取盈其额，纵严刑督责，只驱之掉臂而去耳。”“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反对矿税，丑化矿税的理由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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