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小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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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舅程谷华在一间名为光华的被单厂上班，是六级工，每个月不算加班费的硬工资是62.75元，5块5，还不到他收入的十分之一。

    就这样，程迎军还嫌贵地咋了咋舌头——大舅家是“大劳保”家庭，从小到大迎军和采红在看病上就没有花过钱。

    在1968年，工人家庭的看病住院是可以不为医药费发愁的。

    在这个年代的中国，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都享有“大劳保”，单位不仅会负责职工的全部医疗费，连职工家属的医疗费也可以报销。而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则是“小劳保”，只全报本人的医疗费、家属的医疗费原则上只报一半。

    不过，在实际报销时，因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又分为直属中央、市级、地方三级；而集体所有制单位则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所以，实际上能报销多少，就需要看职工所在单位的性质及其具体规定了。事实上，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本人都没有免费医疗的权利。

    这里的职工家属一般是指其父母子女，所以陶小霜用的是母亲程谷霞的‘小劳保’——程谷霞在虹口区港务局下的轮渡公司作票务员。轮渡公司性质上属于小集体，不过因为公司效益好，职工家属住院时的挂号、床位、护理等医务费用都可以全部报销，只有买药的药费是报销一半的。

    “走吧，回家”，程谷华带头出了医院的大门。

    一走到街道上，陶小霜就感到浑身直冒热汗，大街上无遮无拦的，暑热真是比位于半坡有树丛环绕的虹口医院大多了。

    欢送大游/行结束后,街上的景象和平日里相比有些不同。往常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正是产业工人们下班的钟点。他们离开工厂，或走路或骑车进而在大街小巷里形成声势浩大的回家的人潮；而今天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不少人的脸上还带有疲倦的神色。

    这种气氛下，急着回家的三人也无心交谈，径直往同寿里的方向赶路。

    程家所住的同寿里位置靠近火车北站，是一个在建国前就有的老里弄。整个里弄由32栋石库门组成，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每8栋为一联排，有一个主弄堂两个支弄堂并四个出入口；整个同寿里就像在一横上画三竖，横竖之间是宽三米的主弄，三竖之间则是一米半的支弄。

    埋头走了大概一刻钟，陶小霜远远地看见了同寿里主弄口的过街楼。再往前走几步，过街楼下方门洞顶上拱形的西式浮雕牌匾跃入眼中。半旧的牌匾是金地红字的，正中‘同寿里’三个正楷的大红字看来特别显眼。

    陶小霜三人刚走到主弄口，就有人上来和他们打招呼了。

    “程二，接侄女回家啦。小霜呀，让阿婆看看，哎呀，才几天不见你都瘦了。”说话的是和程家住一栋石库门的老邻居王阿婆，她是看着程家的孩子们长大的。

    “王奶奶，我没事了。”陶小霜笑着回道。

    “快回去，你阿婆做好了饭，就等着你们呢。”王阿婆笑咪咪道。

    听了这话，陶小霜有些悬着的心完全放下了，看来外婆的中暑是真没事了。

    “我早饿了……”饥肠辘辘的程迎军冲在了前面，二舅也默默加快脚步。

    同寿里两面临街，有两个联排的石库门的一楼都是临街的铺面，程家就住在临街靠北的第二栋石库门4弄2号的二楼客堂间。

    临街的石库门不置前门，住户出入都是走后门。陶小霜落在了最后，她刚踏进后天井，迎军已经把灶披间左侧的上二楼去的扶梯踩得‘嘎吱’作响。

    刚走到门口，陶小霜就闻到了熟悉的油烟和煤烟混杂出的呛鼻味道。

    这时正值6、7点的晚饭时间，在8月份这个点的天色还很亮，灶坡间里并不用开灯，除了程家的煤炉外，其他五家的煤炉前都有人在烧饭做菜。

    灶坡间里烟雾弥漫，做饭的几人纷纷开口关心出院归来的陶小霜。

    “陶小霜，回来啦。”这是王阿婆的媳妇李阿姨。

    “总算是出院了，我们都担心呢”这是和徐阿婆，王阿婆一起在天台养鸡的张姆妈。

    “嗯，阿姨，没事了。”

    “谢谢关心，我好了。”

    陶小霜不得不停下来一一回答。

    “小霜姐，快上来，就等你吃面啦！”在二楼口子上等待的程采秀见状喊道。

    “来了！”陶小霜朝几人点头一笑后，快步往扶梯走去。

    ……

    孙齐圣嘴里叼着烟，站在自家的天台边上，看着陶小霜进了家门，只觉得她瘦了，陶小霜需要吃好点才能长肉啊！

    深吸一口后，孙齐圣把烟头一吐，转身和正吞云吐雾的庄沙说：“眼镜，你和老鳖说我们最近要多约几组人打球，让他注意找人下注的事。”

    庄沙兴奋地吐口烟泡，问道：“老鳖那肯定没问题的！既然要多约人——要不我们干脆两天打一场，一个月打满15场，怎么样？”

    他们口中的老鳖是一个大龄社会青年，家住在同寿里附近，程迎军赢了1块钱的那个赌局就是他坐庄开的局。明面上，是他擅自用孙齐圣三人和人三对三的篮球赛来开赌局，其实暗地里，每次坐庄赢的钱老鳖都得分给孙齐圣三人7成。

    聚众开局赌钱，这事可不小，被抓住的话老鳖准要二进宫，他只能也愿意拿三成的原因很简单：孙齐圣三人要干的活比他的重要。

    首先，是约人。要让人愿意来看球赛并且掏钱赌输赢，这比赛的对手看起来必须和孙齐圣三人势均力敌甚至略有超出，还必须经常换人；否则就算是和体校的邹力他们打，多来几场人也不稀罕看了。

    其次，是控场。要想坐庄的老鳖在赛后能‘吃’到最多的钱，那球赛就必须在孙齐圣三人的掌控下，是赢是输，是半场就定输赢，还是最后几分钟见分晓，这些都必须看上去是自然发生的，但实际上由三人在场上让其必然发生。

    第三，是名声。孙齐圣三人的家庭出身好，和老鳖在旁人眼里就不是一路人，平日里也不打交道，所以没人会怀疑他和三人串通。老鳖没工作，只能吃成人里定量最低的25斤粮，和孙齐圣三人合作的一年多里，他每月能分到25元以上，他不怕二进宫，只怕吃不饱，事情败露对他不算什么大损失；而对孙齐圣三人则不然，事情露陷的话，流氓阿飞的帽子三人可就得戴上了。

    也因为这三点隐含的风险，孙齐圣总是把斗牛控制在一星期两场。即使按照这个频率，孙齐圣三人每人每月还是能入账20块钱左右。

    要知道，这时可是青工们喊着‘36元万岁’的年月！

    在这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三低特征:低收入、低物价、低消费。

    说到收入，在这时候全国工资最高的人是宋庆龄女士，作为国家副主席，宋女士领全国唯一的一个一级工资——每月579.50元。而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带头降薪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统统一碗水端平，全是三级工资404.80元。

    而在几年前，墨色版面的第三套人民币里开始流通使用。这套人民币有7种面额，其中最大的面额是10元——这充分说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10块钱作为大钞使用已经完全足够了。

    至于物价，在沪上的统销粮店里，粮食的价格大约是：面粉每斤1毛5分，籼米每斤1毛4分，白粳每斤1毛7分；而在国营菜场里，统销的猪肉一斤卖8毛钱，凭票供应的大黄花鱼一斤卖3毛8分，当季的青菜一斤几分钱。当然，各种工业品作为紧俏物资价格另计。

    而说到消费：这时候，大多数三代同堂的工人家庭每天三餐的花费不会超过2元；而刚进厂的年轻人在长达两三年的学徒期里只领工资18元就能做到经济独立，不用再伸手向家里要钱。

    所以，这年月里每个月能有20块钱的‘收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三个还没有工作的半大少年来说就更是一笔天大的巨款了。

    庄家是双职工家庭，庄沙的父母都在印刷厂工作，家里又只有庄沙一个孩子，所以他每个月能有1、2块的零花钱。这是一个足以让很多同龄人羡慕的数字了，也是孙齐圣的两倍，而家里经济困难的朱大友根本就没有零花钱可拿。

    于是，这一年来庄沙和朱大友总是想多来上几场斗牛赛，而孙齐圣则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控制着比赛频率。如今。突然见他改变态度，不止是庄沙想干票大的，朱大友更是掐熄烟，狠狠道：“我们连打上一个月，把少赚的钱都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