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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人自有天收，你贱自有我收！打不死你，也得打残你！打不残你，我也要把你打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这一拳，是为了上个月被你强暴，不堪受辱投井自尽的姑娘打的！这是证据，尸体已经挖出来了！你还敢不承认？哦承认是吧，那我可打了啊！列位臣工看清楚了，武御史对自己女干污民女的事实供认不讳，在证据和正义的本九千岁面前供认不讳！给我照死里打！”一把抓住武御史的手签字画押，孟仇满脸冷笑的说道。
哆哆嗦嗦伸出手指，武御史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满脸无奈的闭上了眼睛。一旁嬴勾冷哼一声，揉了揉拳头一招手，带着后卿、蒙獒两人动手就打！
“砰！砰！砰！”拳头砸在肉上发出闷响声，当嬴勾等人离开的时候，武御史已经跟个死人没什么两样，躺在地上只有出气、没进气。
“陛下！武御史纵然有错，也该由刑部缉拿审问！孟仇他身为朝廷九千岁，居然要求必须赦免白莲教妖女，还要大婚迎娶妖......啊！”这时一旁大臣们才反应过来，一个言官跪倒在地，准备趁机反咬孟仇一口，结果话还没说完，孟仇拔出腰刀，直接一刀砍在这个言官腿上，后者抱着腿惨叫打滚。
“张大人！你终于蹦出来了！桀桀，刚刚好，我正要说您呢！”怪笑着，孟仇拄着腰刀蹲在地上，满脸狞笑着盯着这个言官说道。
“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官饱读圣贤诗书，行的汉，坐得直！岂会害怕你这样的小人污言秽语，信不信.....啊！”强忍着疼痛，言官努力站起身来，刚想再骂孟仇几句，再次被孟仇一刀砍翻在地。
“行的汉，坐得直？张大人，那么本九千岁请问您：先皇在位期间，蛮族入侵，您当时被先皇委以重任，负责镇守潼关！当时蛮族驱赶八百百姓攻潼关，您不但闭门不战，任凭蛮族将八百百姓斩杀殆尽。事后还派兵去割去百姓头颅，冒充蛮族首级邀功。此事您怎么解释？本九千岁还想问您，割死人头也就算了，为何您还要亲自带兵去围攻潼关附近的张家村？杀戮三百多百姓，割去百姓头颅冒出蛮族首级？”刀尖直指张言官的鼻子，孟仇的声音很低，却清晰的传到在场每一个大臣的耳朵里。
而张言官刚刚还一脸怨毒之色的盯着孟仇，眼珠子直转，琢磨着怎么样反咬一口，让孟仇身败名裂，最好皇帝迫于自己的压力处死孟仇。但随着孟仇的诉说他的脸色开始一点点变得苍白，越来越白，最后白的像鬼一样。
与此同时，周围大臣看张言官的目光也变了，从同情、同仇敌忾到鄙视、疑惑，最后到惊恐、悲哀，一个个离得张言官远远的。
汉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大汉王朝从汉初徐达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汉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而在这方面，汉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汉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照汉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汉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但政治地位极为突出。这是因为，从朱元璋开始，汉朝统治者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所以，汉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汉代的政治运作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正如宋代司马光所言：“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从汉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以下几条是最基本的：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三是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能博涉古今。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言官这玩意有多厉害，又有多不是东西，孟仇自然心里清楚，言官这群奇怪的生物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就是国家之害：
明代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也确实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以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鳞谏诤，以致于皇帝也怕起言官来。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监督、制约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路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他还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皇帝最终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陟山西道监察御史，数梗言罢归。”（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明代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其中也有个别言官无事生非迫害忠良。
孟仇今天的目的就两个：迎娶苏婉仪，让大汉的言官们学会做人！
“来人啊！把张大人拿下天牢，克日开刀问斩！”用看死人眼光看了众大臣一眼，孟仇低声喝道，马上有士卒走进来，把张言官带走。
整个过程中，满朝文武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动作和声音，就连之前叫嚣的最欢的言官都闭上了嘴巴，一个个跟乖宝宝似得看地板。此时连续看到十八个大臣被孟仇打得半死之后，拿入天牢，所有疯狂的文官都清醒了下来，脑子里想明白了三件事情：
1、这天下可是玄家的，不是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
2、孟仇既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之前这些大臣的“罪证”，那么找到他们的罪证也不难，谁没犯过错、干过坏事呢？
3、从头到尾皇帝一言不发，说明心里是支持孟仇的，他们继续折腾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这就是孟仇的高明之处，动手下，孟仇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敌人，直接把其中最厉害、最能折腾、最喜欢害人的家伙确定、划分出来，然后全部找到证据，当场打成半死。
有了这些鸡杀给猴子看的好榜样，其余的猴子就都老实了。
“各位臣工，还有谁要参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