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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祁他们接难友马詹“出狱”的时候，正好遇上“老朋友”吴三桂及其家丁被押进来，双方面无表情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置换反应，各自心里却都把对方咒骂了一千万遍也不止。
按照宋人的习俗，大家伙儿先去了一家剃头铺子剪短了寸许的头发，又修了修面。然后一起逛了个大商场，买了一身新衣服，最后去一家酒楼来个一醉方休。
酒至半酣时，大家又说起那天被打断了的话题，讨论起办报纸的事情。宋国的文化氛围极为宽松，办报纸基本上只需要几个会耍笔头的人就可以开干。具体地刻字、排版、油印这些小事儿都有专门的工坊去做。而且也没有哪个衙门闲着去审查市面上多如恒河沙数的报纸和书籍。
经历过共和革命之后，宣言共和主义这种无君无父的理论都不触犯刑法；而在江右王学门徒们的鼓吹下，似乎男女大防也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春宫图也是可以挂在店面门口做招牌的，各种理论，各种怪力乱神，只要有市场那似乎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唯一的问题是发行的对象，正如程祁他们事先对工人们所做的调查中发现的那样，工人们所获得的薪酬仅仅只够勉强维持生活，为子女提供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少数的技术工种，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文盲，扁担放倒了也不知道是个一字，这让他们吃够了苦头，但是生活的沉重压力让他们根本不可能负担起子女的学费，而半大的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算是半个劳动力，处于对眼前利益的考量，家长也宁愿将孩子送去学做工。
因此，这份以揭露工人的悲惨境遇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它的发行对象最终还是落在了大学校园里那些家境优渥的学子们身上。
第一期的发刊词公推有马詹执笔来写。经过两三个日夜的修改，他最后写成了一篇日后成为经典的《为受剥削者鼓与呼》的文章：
“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当你们在商店里挑选精美的衣物，当你们乘坐火车前往各地旅行，当你们坐在汴京而享用海中的鱼翅，山中的珍品的时候，是否曾经想到过，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与人力的伟大造物，是怎样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马詹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文章家，他笔下如滔滔黄水，打开报纸便有一股雄辩的力量扑面而来。这篇文章在发售的当天就被传遍了校园，《真相报》这份小报也迅速地成为了一种时尚。
“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啊。”程祁喜滋滋地对辽国同仁们道：“我看我们的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胆子还要放得再大一点，直接就提出辽国领事馆无缘无故的扣留我们报社成员，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正愁为找不到好的方法来解救心上人的马詹也如梦初醒，这回他的效率更高，第二天就捣鼓出来一篇社论，再加上其他程祁的《洛阳工人阶级状况》的节选版以及其他同学们的踊跃投稿，很快《真相报》的第二期就问世了。
《真相报》一期共八个版面，比起市面上的大报如《汴梁每日新闻》、《汴京读卖》、《东方旬刊》、《旧京报》自然是不值一提，但它很独特的不走市场化的路线，根本不用报童追着黄包车和出租马车问“先生，先生，要买报纸吗？”全靠热心的同学们在各自的小圈子、小集体里传阅，但却很快就在汴京的学生圈子里传出了名气。
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不论孔老夫子如何强调有教无类，接受高等教育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件相当具有稀缺性的事。在这个时代也更是如此，汴京虽然有好几万的大学生，但他们的出身却都相当的清一色，几乎家里都是相当的书香门第，彼此的圈子都有很大的重叠。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很容易形成同气连枝的氛围，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有一位引领潮流的人物出来办个报纸，搞个社团把周围的同学们组织起来，作为日后进入社会后的核心。程祁也是顺应历史的进程，当然还有一些自己的奋斗。
第三期报纸还在组稿的时候，第二期报纸已经通过一些学生传递到了他们的家长手上，其中有一份被某位家长批了“竟有此事？岂有此理！”八个大字后送到了有关的衙门去，衙门一看到大人物的批语自然不敢怠慢，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给大辽华北领事馆去了文，就这样当第三期的油墨还在飘香的时候，袁雪终于在同学们的簇拥下走出了领事馆的大门。
“这就是斗争的力量。”自救会的成员终于又全部团聚了之后，郭山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下一期的主题就是要号召同学们——不分国籍的团结起来，共同声讨辽国朝廷，要求他们在对待国民的问题上更加人道。”
第四期报纸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辽国朝廷，来自大辽的自救会成员们黑起自己的家庭来真是一个比一个出色。他们毫不隐晦的向海内所有莘莘学子介绍自己的贵族家庭是如何残酷剥削那些可怜的农奴，残忍地对待反抗的牧民。一时间大辽国大使馆门口群情激奋，窗户玻璃都砸碎了好几块，若不是衙门紧急出动，恐怕当天辽国大使都没得饭吃。
这一下可把事情给闹得有点儿大了，程祁等人又一次进了治安公事，不过比起当初的一日游，现在他们已经很娴熟地与堂上坐着的公事大人谈笑风生了。
其实治安公事也知道把这些耍笔头的叫来也只能是例行公事，应付一下大辽国大使的兴师问罪，谁都知道那群围攻大使馆的学生是愣头青，没事就爱给官府找麻烦。但是你要真的说他们属于煽动、阴谋，这个帽子又扣得有些大了。
喝了一顿茶之后，治安公事也只能把这些“罪魁祸首”放了出去，不过辽国人到底也不是好欺负的，很快，祖大寿就夹着公文包又找到了鸿胪寺：这回他可总算是找到了根据。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十一月初六围攻鄙国大使馆的人群中，就有我们一直在寻求缉拿的要犯陆文。此人直接攻击鄙国大使馆并且造成了财产损失。不论是依据贵国法律还是鄙国法律，该人都已经触犯刑律，应当受到制裁。”
鸿胪寺接到辽国的正式公文不敢怠慢，立即会同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协商。这一回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人物来嘘寒问暖，陆文也很快就被收监，几乎是赶着吴三桂的脚印被以驱逐出境的名义送回了辽国。
“痛失一员大将啊。”程祁很是痛心疾首地道：“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了，这充分说明了反动政府在镇压人民上面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当前应当转变斗争的策略，第一要到压迫最为深重的地方去，到敌人的大本营去，像孙猴子一样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斗争。第二是要更隐蔽地展开斗争，当前不宜直接提出推翻政府、打倒帝制的口号，我建议采取文学的、艺术的斗争方式，更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发展我们自己的同志。”
程祁的提议得到了自救会全体同仁的一致同意，并决定成立一个北方分部，负责甄选部分机智果敢、尚未暴露身份的进步学生回到大辽秘密地开展敌后工作；南方总部继续办好《真相报》，但要把刊登的内容从真刀真枪的揭批变成隐蔽的文学演义以规避各种因素上的风险。
几天之后，在汴京火车站，程祁和黄阳一起送别了北方分部的同仁，汽笛声犹在耳边，他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风萧萧兮易水寒……
黄阳扭动了一下脖子，不知道为何，也突然蹦出来一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