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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书随便写写也可以，但要想防止海浪般的侵权，就一定要写的极认真方可，而且必须有律师辅导来写。所谓术业有专攻，搞科研的人也许擅长自己的科研领域，但要将自己的科研成果申请成专利，却少不了专业的专利律师的辅助。
医药行业尤其如此，就以杨锐读研时的经历来说，那些邀请学校教授去指导的药厂，多数目的都是给成型的化合物加一个没用的侧链，比如阿莫西林，中国少说有两位数的厂家在生产侧链不同，效果雷同的阿莫西林，还都不触犯专利法。
若是要形容的话，这就相当于各个厂商给一颗相同的树嫁接不同的纸条，然后嫁接后的树种去卖一样。
起效果的是树干，而不是嫁接后的树干，但专利律师无法证明此点，树干的专利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当然，嫁接，或者说增加侧链也不是说增加就能增加的。给一个化合物增加侧链容易，要侧链不发挥作用却不容易。通常来说，增加了侧链的化合物都会有有益或有害的结果，有害的居多。如果得到有益的结果，那自然最好，如果得到有害的结果，比如降低了效力，增加了副作用，那就要看有没有超过标准。
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撰写极其专业的专利申请书，并且往往需要专利律师据理力争，才能得到。
另外，全球200多个国家，就有200多种不同的医药法律。外国并不是一个国家，欧美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美国的法律都不是一种，要想在联邦制的美国申请专利，不可避免的要在不同的州做不同的法律工作。
这些都要花钱，而且价格不菲。
律师们的收费，一向是怎么贵怎么来的。
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申请专利？因为根本不划算，律师们的机票钱，他们都付不起。
事实上，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公司，也不可能同时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申请专利，他们也依旧是有侧重点的。
比如中国，直到加入WTO以前，都是游离于专利圈子之外的，即使是大型医药公司，也不指望从中国拿到专利费用。
因为中国的法律复杂，大型医药公司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找到了合适的代理人也难以打赢官司，打赢了官司也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医药公司也不会轻易启动法律武器――这武器没用，又贵，要它做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状态似乎很不错，仿制药能够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医疗成本，省下给老外的专利费，能投入到更多的民生工作当中去。
然而，现实向来是奖勤罚懒的。且不说经济和社会学的层面，就药品本身而言，不付专利费的生活也坚持不了多久。
人体基因组计划以后，世界各国的药企都开始关注基因学了，用不了十年二十年，针对基因的药物就会出现，与之带来的副作用或许就是针对人体的基因不同，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二战后的研究已经发现，一些药物对不同种群的人会有不同的效果，不仅仅是药效问题，还有副作用问题。
比如80年代就有的别嘌醇，它对黄种人的副作用几率极高，副作用种类极多，且有致死率，但对白种人和黑种人则不会有致死的副作用，发生过敏的几率也较低。因此，海外华人若是使用这种药，都要做一次基因筛查，看有没有致死基因，因为基因筛查要花数百元，国人自然都是不做的，医院也懒得搞，致死不致死的，就凭运气了，反正几率和中彩票差不多，运气好的话还能急救过来……
现代药物经常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投放市场，如果中国人始终游离于于专利圈子之外，依靠专利吃饭的国外医药公司是不会免费制作针对中国人的药物的。中国药企如果努努力，也许能做出几种针对中国人的药物，但地球上的疾病千千万，同样的病，老外吃吃药就好，中国人只能一家人眼泪汪汪，怎么想都是不舒服的。
对杨锐来说，PCR的利益也必须通过专利来体现。
而为了牢牢的抓住PCR的专利权，杨锐亦是不惜血本，李章镇找来的律师不仅履历漂亮，职业生涯可圈可点，收费亦是可圈可点，从踏上飞机开始算钱，每小时300美元的收费，意味着光是到北京市，就要杨锐数千美元，整个案子下来，少说得一个星期时间，起码得五万美元。
84年的5万美元，放在美国也是一个普通教授的工资了。这还只是采证的时间，后续的专利申请可能耗时数月乃至数年，还有的是花销。
所以说，专利是有钱人的专利，是马太效应的体现。然而，在保护自己的权利的各种方法中，专利立法是最便宜简单的。
在等待律师办理入境事宜的时间里，杨锐再接再厉，继续实验。
如果是中式的人物传记，或许凝胶做出条带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然而，真实的实验室，从来都只讲究真实的证据。
研究做到一半，把最宝贵的灵感都表现出来就不做了，然后被人抢了研究成果的傻瓜，不知凡几。
杨锐先是在录像机的全程拍摄下，又将原来的实验做了一遍，幸运而理所当然的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顺便花了上千美元的录像带钱。
如流水般哗哗的花了出去的钱，看的黄茂也是眼皮直跳。
身为实验室的副主任，黄茂觉得自己有责任规劝杨锐，最重要的是，他和涂宪、王晓芸辞职来到华锐实验室，并不仅仅看重了高薪，他们还希望在这个改革的时代，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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