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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重启是在一九八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国际的、国内的数不清的大事都在发生，一些人开始站在台前引领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有一些人失去无上尊荣黯然隐退……
无数复杂却含有深意的事件交相发生，各色人物交替上场，中国的局势越发复杂。
但相比于过去的二十年，整个国家却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朝气。
不过那些国家大事都离我太远了，一九八一年的我才十八岁，于复旦大学就读一学期之后肄业，随即被调入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从事一种改造世界的工作。
我叫吴疆，生于一九六三年，成长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在我成年之前，亲眼见识了中国最苦难的年代。
但我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也许是因为父母被打成“臭老九”批判的时候，见识了太多人性的扭曲丑恶的缘故，所以对于是非对错、善恶真理一类的东西已经失望至极了。
从这一点来说，我是那个年代麻木国民中的一员。
所以我是一个没有什么野心，十分甘于平淡的人。在我以及我的父母为我规划的人生中，我应该会在复旦毕业之后，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一个园丁，为教育事业奉献我的终生。
但我所珍惜的平淡生活，都在二叔去世之后，一去不复返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这一天是二叔的葬礼。
这一天开始，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某种不可预料的逆转。
我的二叔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住在我家隔壁的单元，在我十八岁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跟除了我家之外的人接触。
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陪伴他，甚至于，他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
所以在我还很懵懂的小时候，二叔在我的心里，只不过等于一个坐在阳台上看夕阳的雕像。
至今我仍不清楚他的名字。
并不是说我不知道，实在是他有过很多名字，所以我不能清楚地知道他的真名是哪一个。
在我年龄尚幼的时候，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过一些关于二叔的事情，我也因此知道，二叔并不是他的亲兄弟，而是被他捡回来的可怜人。
那一年是一九六五年，革命狂澜来临之前的寂静前夜，我的父亲在上级调动下，去往青海进行学术交流。
而我的二叔，就是在父亲进行藏区实地调研时，在草原上捡回来的。据我父亲描述，他捡到二叔的时候，二叔整个人处在一种很令人费解的状态。
这个被救的可怜人，全身上下的骨头摸着软塌塌的，随行的牧医判断他全身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已经骨折。更恐怖的是，二叔除了脸部之外，全身有大面积的烧伤，肉皮翻卷淋漓。
那时候的二叔，生命气息十分微弱。
奇怪的是，虽然烧伤的部分达到了很离谱的程度，二叔身上却并没有任何血液或者**流出，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他整个人都处在昏迷之中，却一直在低声念着一句话。
再然后，就是父亲带着二叔回到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二叔在我们的筒子楼，用三十五块钱和十斤全国粮票，买下了我家隔壁的一个二居室，从此留在了这里，成为了我的二叔。
一般来说，二叔的故事说到这里，父亲就不会再提起了。
但二叔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
我那时候的好奇心却又是那样旺盛而不可遏制，自然要不停地追问。
但无论年幼的我怎样打滚哀求，流着鼻涕哭哭啼啼，甚至用我那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他的时候，父亲都会浮现出一副很奇怪的表情，并以一种冷峻的沉默姿态面对我，再无言语。
事隔多年，当我真正长大成人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加多样，对人心的揣摩更加细致之后，我回首父亲当年的眼神，才终于懂得――
他复杂的表情是对可怜二叔的悲悯，而那异样的沉默则是对超出自己认知的事物，所保持的恐惧与敬畏。
不过，我终于还是知道了二叔一直念叨的那句话是什么。
父亲是不可能告诉我的，但是并不妨碍当事人会忍不住对某个小孩子倾诉。而恰好好奇心旺盛的小孩子，面对未知的秘密终于有人揭露的时候，更是不能把握自己。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盖满了天地之间，特别冷。
但那天的黄昏格外绮丽，在天际厚重云层的边缘，一线并不特别明亮却绚烂的夕阳余晖，将极西方染成金色的... -->>
